回顾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巢峰接受采访归纳几点事项

2008-06-23 宏章教育收藏|分享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定一直是出版行业内一个热门而敏感的话题，在评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人情、人事关系的因素，其透明度不够、公开性不强的操作模式一直以来受到过不同程度的质疑。
这套教材的实用价值还是不可低估的。它至少为考生复习迎考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使考生能有的放矢地进行复习。全国范围的录取率初级为31．49％，中级为37.98％，上海地区的考生通过率初级为54．34％，名列全国第二；中级为57.09％，名列全国第一。
话说考试
为了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和选拔出版专业技术人才，以加强出版专业技术队伍的建设，人事部、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在出版专业实行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考试制度。2001年8月，人事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和《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出版资格考试适用于在图书、期刊、音像、电子等出版单位中从事编辑、出版、校对等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出版专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由国家统一组织、统一时间、统一大纲、统一试题、统一标准、统一证书。出版专业资格分为：初级资格、中级资格和高级资格，目前只进行初级资格和中级资格的考试。
出版专业实行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后，初、中级将不再进行该专业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定一直是出版行业内一个热门而敏感的话题，在评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人情、人事关系的因素，其透明度不够、公开性不强的操作模式一直以来受到过不同程度的质疑，但一直难有重大的改进、突破。改评为考，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指导思想与竞争原则。从目前来说，所有在行业内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初、中级人员，都必须通过相应的专业技术考核，任何人无一例外。
实行行业资格考试，出版系统起步较晚，审计师、会计师、律师资格考试已经先行一步。考试制度的建立，证明这一行当进入的门槛高了，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高了。
近些年来出版行业蓬勃发展，队伍不断壮大，由于出版工作所涉及的知识范围博大精深，对于从业人员的教育背景、文化素养、知识结构都有着比较高的要求。出版是一个门道很深的行当，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思想境界、艺术修养和业务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出版物的质量水平。因此，从业队伍建设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就显得格外突出。
通过考试这种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方式，强化从业人员业务素质培训，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探讨、研究，在行业内倡导一种学习的风气，从而推动出版专业人员业务素质的提高，推动出版理论研究的进步。
考试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大家考倒，通过考试，向业内一部分持有高枕无忧心态的人提个醒，使大家有所触动，让门里的门外的人都知道，吃这碗饭就得懂这个行当的行规与门道，有了通行证，才有资格进入这个门槛。
关于教材编写
2002年的出版资格考试，无论是教材的编写范围的选定、试卷的内容、题型的设置，都没有一个现成的、可参照的文本，从头到尾都是在探索中进行，是“摸着石头过河”。新闻出版总署具体部署了这项工作，并专门组织了一批长期从事编辑、出版、校对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的专家参与教材的编写、审定。
教材的编写与审定主要依据人事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规定以及经过批准的考试大纲。由于参与编写的专家大部分都在一线的岗位上，很难有大段、整块的时间专门用于教材的编写，在时间紧迫、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他们都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章节部分的编写任务。像上海科技出版社吴智仁社长负责出版物宣传促销的编写，由于平时工作繁忙，难能分身，2002年的整个春节都耗在了这事上，节后还请了几天假才写完。
从教材的分类编写到集中审定，都是在一种高速运转状态中完成的，2001年12月6日编写任务正式下达；12月31日编写大纲审定，北京、上海、武汉三地参与教材编写的人员分头领了任务，上海方面由我牵头负责《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中级)的编写。2002年3月25日在京举行第一次审稿会，各方面根据教材审定委员会的修改意见分头再作调整，5月中旬考试辅导教材正式出版；5月下旬，全部教材一次性地下发到考生手上。
前后半年的编写时间，虽然稍显仓促，但这套教材的实用价值还是不可低估的，它至少为考生复习迎考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使考生能有的放矢地进行复习。
参与这次试卷出题的专家，基本上都参与了当初分科教材的编写。
关于出题写阅卷
这次出版职业资格考试的考题，采取的是分头出题，最后汇总拼卷的方法进行的。组织者先是集中了数个专家小组，分别在各类题库中搜集考题，经反复推敲、论证，确定题型结构、分值比例、考题内容之后，再汇总进行更高一级的审定、拼卷，所有的环节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操作程序中完成的，参与出题、拼题的专家身上都体现了严密的组织纪律性、高度的责任意识。组织者要求每一位参与者立下了军令状，一旦试卷泄漏，责任者将承受相应的法律责任。严格、规整的操作程序，要求每一个亲历其间的人，在考评别人之前，先对自己来一次严密性、纪律性的测试。
参加资格考试出题的专家不可能像高考出题老师那样，出题完成后有一段“禁闭”时间。这批人都是在重要岗位上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重要工作的人，集中一段时间，完成出题任务之后，都要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甚至每天都要面对自己的同事考生，从某种程度上说，从完成出题到考题公开这段时间，对出题人员来说，也是一种意志力的考验。
从这次考试的题型设置与分值比例来看，我认为还是比较适度的。即使在制定标准答案与阅卷、评分的过程中，也充分考虑到考生的实际情况，尤其在“理论与实务”的考试中涉及到的计算类的考题，按常规，答案错误就算错，但阅卷老师采取比较客观公正的评判态度，只要是计算过程比较合理的都酌情给分；其他题型只要答题者能言之成理、自圆其说，都给了适当的分数。阅卷过程中，客观题(选择题)全部由计算机统一阅卷，主观题(包括简答题、案例分析题、计算题、改错题)的评分也是在考生姓名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由此，从根本上杜绝了阅卷作弊的可能性。
反映出的现象与问题
从这次考试阶情况来看，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全国范围的录取率初级为31．49％、中级为37.98％，这是一个适中的比率。满分为200分，录取分数线120分。分数线的划定也是斟酌再三，首批考试，如果将分数定得太高，过关者少，容易使在考者与观望者产生畏惧心理；定得太低，通过者众，职业资格考试的意义将大打折扣，同样不利于促进考生努力提高业务水平。这次的考试结果，国家人事部与新闻出版总署都认为从一个客观层面上反映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基本水准。
在这次考题中，基本上没有出现偏题、怪题，一些考生从考场出来后，一个劲地埋怨，认为出题太难。其实，所谓“难”，并不是在深度上，而是在广度上。考卷只有一张，范围涉及图书编辑、期刊编辑、音像制品编辑、电子出版物编辑，还有校对、美术编辑、印刷、发行、出版等方面。这对于从事某一专业工作的考生来说，可能不一定都熟悉了。
此外，如这次考题中出现的“三个代表”、“四有新人”等题目，也有一些人答不出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我们队伍中的一部分人学习得不够。良好的政治素养与学术素养缺一不可，出版行业尤其需要一专多能的人才。
这次考试的结果，也反映出一些区域性的差异。北京地区的考生最多，高水平的考生比较集中，落差级数也大；上海地区的考生通过率初级为54．34％，名列全国第二；中级为57．09％，名列全国第一，初、中级的录取率都高于全国录取率20个百分点左右；而有的出版社参加本次资格考试的考生的合格率达到了60％—70％，甚至更高。从这一点上来看，不仅是地区与地区之间，就连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编辑队伍基本素质的差异都是存在的。
从考生录取阶情况分析来看，在编辑岗位上的考生，录取率要高于出版、校对或从事其他专业技术工作的人。有些考生抱怨，这次考题与编辑业务相关的相对多一些，编辑在考试中较其他岗位的考生，也就相对有一些优势。有些考生甚至提议，不同岗位的人分门别类地出考卷，如此操作，考试的公平性、合理性才会更强一些。
一种考试制度乃至一种政策制度的建立，都需要有一个调试、修正的过程，任何制度的诞生，从一开始都不可能是完美元缺的。出版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建立、细则的完善必须经历一个磨合的过程，这需要一个时期众多人的努力才能日臻成熟。
(巢峰，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参与、组织了教材编写、审定、出题、拼卷全过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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